奇怪的是，纣王还是无动于衷。

这时他已经在位三十几年，岁月的侵蚀、醇酒、女人会一点一滴地消融一个男人的锋锐之气，哪怕他曾经是英明神武的。不要忘了，此时的纣王也已经年老，当荒淫且安逸的生活成为一种习惯，要把他再次投入血与火的战场，他也会陌生得手足无措。人不是永远都明智，也不是永远都勇敢无畏。

伐崇之役，西伯的野心已是昭然若揭。倘若纣王能从醉酒中清醒，本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，而且他还是有机会扭转局势。上天给了纣王最后一次机会。在伐崇之战后，突如其来的饥荒席卷了周的领地，西伯被迫把都城由岐下迁往刚刚从崇国占领来的丰邑。纣王倘若还有一点进取之心，此乃制服西伯的大好时机，但是他错失了。第二年，众诸侯前来周的新都丰邑朝见西伯，西伯俨然成为与殷纣分庭抗礼的帝王。

大饥荒过后，西伯派自己的儿子姬发经营镐邑，并修筑一座辟雍。辟雍是什么东西呢？辟雍相当于现在的大学，但还有特殊含义。《礼记》记载，天子所立的大学才叫“辟雍”，诸侯立的大学只能叫“泮（pàn）宫”。西伯还未称为天子，却修了辟雍，在礼制上是有僭越之嫌。

不仅如此，西伯还修筑了一座灵台。灵台就是天象观测台，这同样有僭越之嫌，因为古代天象观测的权力是集中在帝王之手的，其他人可不能随随便便搞一个天学机构。古代对天文历法的重视程度，不是停留在科学层面，而是上升到政治高度。西伯已是做好“制正朔”的准备，换言之，他打算要革命了，革掉殷商的命。

令人深感不解的是，直到这个时候，纣王仍然没有采取行动。

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，西伯的叛变只是时间问题。这里有两个典型的例子：其一，殷商大夫辛甲逃往周地，西伯公然接纳他；其二，西伯有一块美玉，纣王派人前去索取，姬昌断然拒绝。以上两例足以证明西伯已经不把殷商朝廷当一回事儿了，纣王的虎威不在矣。

只是西伯没有能够等到革命成功的那天，他已经垂垂老矣。自从他继承君位，已经过去整整五十年，继续革命的重任只能交给儿子姬发。后世史家总把西伯姬昌当作周王朝的实际奠基人，故而尊他为“周文王”。

周文王或西伯姬昌是中国历史上一大重要人物，同时是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。据说他在被囚禁期间，推演出《周易》。《史记》记：“文王拘而演周易。”周易就是易经，据说他写了《易经》六十四卦的卦辞与爻辞，内容很简略。后来经孔子等人的补充、解释与发扬光大，这部书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经典，号称“群经之首”。

二十八　殷商的灭亡（上）

西伯姬昌去世后，他的儿子姬发继承君位。

姬发是姬昌的次子，他原本有一个长兄，名为伯邑考。有一种传闻，说伯邑考是被纣王害死的，并且把他煮成肉羹逼西伯姬昌吃下。看过小说《封神演义》的读者对此应当印象深刻，不过这种说法只是胡编乱造罢了。《史记》并没有写伯邑考的死因，只写他在姬发即位之前便去世，应该是属于正常死亡。

孟子曾经说：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”周的兴起，便是在忧患之中兴起，证明了“多难兴邦”的古训。

从古公亶父始，周邦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外患，曾一度被戎狄逼得迁都，直到季历七战戎狄后才获得较安全的生存空间。然而一患未平，一患又起，先是太丁杀季历，后是殷纣囚西伯，然而挫折不过令周人更坚强勇敢罢了。从古公亶父到季历，从姬昌到姬发，连续四代明君，此乃忧患所赐。唯有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才能勇挑重任，开拓进取。

姬发继位后，仍称为“西伯”。他的早年生活，我们知之甚少，不过可以推断他年轻时便是岐周政坛上的重量级人物。当年西伯入朝，遭囚禁七年，此时岐周主事者必是姬发。他的性格与其父颇似，宽宏大量，善隐忍且不失真正的勇气。父亲归来后，显然对儿子的所作所为颇为赞赏，遂让他经营镐邑，独当一面。